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后，约有近70名德国军官组成了顾问团。这些军官中既有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也有经验丰富、军衔高达五星的将军。对于国民党军队而言，这批德国顾问是极其宝贵的资源——他们不仅技术精湛，更是免费为国民党提供服务的军事专家。
虽然大多数德国顾问与中国的合同是短期的，一旦战事全面爆发，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中国，但大多数人认为，在东道主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他们有责任留下来，肩负起保护中国的使命。德国高级顾问亚历山大·法肯豪森曾回忆说：“作为受雇于中国的普通公民，我们一致认为，不能对我们中国朋友的生死漠不关心。”因此，他会尽可能派遣德国顾问奔赴各个需要他们的地方，甚至经常直接奔赴前线。
经过多年发展，中德之间的合作关系进入了巅峰阶段。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便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力量。蒋介石对德国人的效率和军事素养极为认可，这也是他促成两国军事接触的主要原因之一。1921年，德国政府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所有域外特权，并在七年后获得了蒋介石政府的外交认可，这一举措为中德关系创造了友好的外交氛围。
展开剩余82%此外，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导致其在国际上形象受损，相比其他强国，德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伙伴。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德国是唯一未恢复1914年前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欧洲强国。蒋介石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德国都曾遭受外国势力的压迫，都必须摆脱那些枷锁。”
推动中德军事合作扩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魏玛政府在国内对军官的限制。受《凡尔赛和约》严苛限制，德国军队不得不缩减规模，许多经验丰富的军官无处施展才华。在国内政治环境的阴影下，这些军官在中国却获得了极高的声望。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顾问在中国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
蒋介石曾与他的德国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会面，这位顾问甚至能坐在蒋的书桌旁，这在当时的中国军政圈中极为罕见。塞克特因健康问题曾乘坐蒋介石的私人列车包厢，前往中国北方某度假胜地养病，每到一站均受到军队列队致敬，显示出他在国民党内部非同寻常的地位。
1933年，塞克特首次访华，立刻投入到改善因德国傲慢态度而受损的中德关系中。他明确指出，作为东道主，中国应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他对驻华德国军官的明确指令。作为一名传统的德国军官，他也期待这些命令能得到严格执行。
1934年，法肯豪森陪同塞克特进行了第二次访华。由于法肯豪森曾在亚洲有过经历，他迅速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人均通晓日语，能够不借助翻译自由交流。此外，法肯豪森的妻子也与蒋介石夫人交情甚好，这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私人纽带。
1935年初，塞克特因健康状况返回德国，法肯豪森遂成为中国境内最高级别的德国军官。被派驻海外，对法肯豪森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既免除了回国与纳粹政权打交道的压力，也使他得以专注于中国的军事事务。法肯豪森的一名下属后来回忆：“30年代我们留在中国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中国面临的危险比德国更大。”
法肯豪森之所以接受这个说法，背后还有深刻的个人原因。其弟弟汉斯·冯·法肯豪森是一名老兵，也是纳粹党准军事组织国民冲锋队的成员，1934年夏纳粹党内部激烈派系斗争中被处决，年仅36岁。法肯豪森与纳粹新政权的关系一直不睦，这使得他与在中国的许多德国顾问一道，与祖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当时，德国军官中对希特勒的态度不一，从怀疑到崇拜皆有，而多数人则是默默接受这位德国新领导人的统治。希特勒计划迅速重建军队，打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然而在中国的年轻德国军官中，这样的计划并没有引发太大情绪波动，他们反而多半支持纳粹党。
德国年轻军官从国内带来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产生了微妙的紧张感。大多数顾问认为他们只是短期驻华，因此没有必要改变生活习惯去融入中国社会。相反，他们在南京的“德国领地”内按欧洲传统生活，面对中国丰富的风俗习惯，常常表现出不屑或无奈的态度。
这些顾问在严格的普鲁士军事文化影响下，认为中国人举办的豪华宴会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资源。中国人对这些外国顾问感到困惑，例如德国顾问普遍佩戴的单片眼镜常让当地人好奇，纷纷打听为何那么多人只近视一只眼睛。
部分中国军官对德国顾问甚至存有抵触心理。张发奎便是其中典型，他对德国人不信任，也不愿与他们分享机密，更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多年后，张发奎曾对采访者坦言：“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差。”
法肯豪森对中国的看法也经历了转变。最初，他对中国稍显冷漠，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喜欢上这个国家，甚至差点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成为中国永久居民。在他的工作中，法肯豪森开始区别对待德国和中国，采购军备时忽视了德国制造商的利益，而优先选择最适合中国的装备，不论产地。
法肯豪森对日本敌人怀有强烈的敌意。在给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的报告中，他写道：“看到日本这台残酷的机器自称是反共产主义先锋，真令人啼笑皆非。”
战争爆发后，法肯豪森主张采取全方位进攻策略，建议发动攻击并歼灭驻守上海的日军部队，无论其是否在公共租界。他甚至强烈建议对朝鲜西部和日本本岛进行空袭，这些激进的主张远远超出中国方面的军事准备，或许因为中国军方担心无法完成如此大胆的目标。
尽管如此，法肯豪森从未低估过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对中国军人的献身精神充满敬意。他说：“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将会顽强抵抗，誓死捍卫国家。”
毋庸置疑，法肯豪森以及整个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抗战初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值得被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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